前述：
我们做人和做事业出现大的问题，往往最终都可以归根到人上，所谓“事在人为”和“以人为本”，这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规律，谁、任何一个组织都绕不过去。对于人和人的群体的认识，以及人和不同群体在我们的生活和事业中的角色和关系的认识，这是首先要解决的，否则稀里糊涂的向前，或者想当然，最后必然不会规避一些大问题和根本问题，而错误的定位必将走向跌倒和失败。学习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始终警示在人的问题上保持清晰的思路和清醒的认识，减少不必要的错误，避免损失，打造真正的铁军，形成核心竞争力和保持长远发展，不忘初心，不忘根本。同时，又冷静和理智，并用发展的眼光处理各方面和各阶段的关系。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篇重要论著，回答了中国革命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部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初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就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
正文：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版全文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
＊ 本文最早刊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４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出版）。文字上略做改动后刊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出版）。作者做了多处修改后又刊于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１１６、１１７期
（１９２６年３月出版）。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又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这里收录的是《毛泽东著作选》（姜义华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的原版本。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三十年而成效甚小，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自问一问︰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那个宣言极其简单。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人大工业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奇怪，实际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帝国资本主义为目的，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
我们试看中国社会各阶级是怎么样
第一，大资产阶级。经济落后半殖民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如
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如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颐等）
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
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
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
第二，中产阶级。如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因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本国资本银行工商业的发展尚限在中产阶级地位。所谓银行业乃指小银行及钱庄，工业乃指小规模工厂，商业乃指国货商。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资有关，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
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资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乃取了矛盾的态度。即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但因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餐接，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即所谓民族之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争斗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以及容纳共产派份子。但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因为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擎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一边，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擎着，号召全世界反革命份子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另一边。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本阶级利益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可以断定他仅仅是个幻梦。他们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迫他们让步稍多时（如农村中的减租运动、都市中的罢工运动），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本来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以商业论，固然许多商人是洋货商土货商划分的很清楚，但在有些商店的店门内，是一部分摆设着土货，一部分又摆设着洋货。以知识阶级论，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赴东西洋资本主义国家读书的留学生，固然是很显明的，除了半身土气外，又带了上半身洋气。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大学专门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仍然不免是些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角色。在这类人并不是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乃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争斗加繁，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完全无缘者，此派在某种时候（如抵制外货潮流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其夙持之空虚的“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份，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全国内至多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
第三，小资产阶级。
自耕农
小商
手工业主
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
都属于这一类。这一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单是自耕农，就有一万万至一万万二千万。小商人、手工业主、知识阶级，大概自二千万至三千万。合计达一万万五千万。这个阶级虽同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时有三个不同的部份。第一部份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还有剩余，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才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但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百分之十，约一千五百万，乃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也不少。这部分人比较第一部份人很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是借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与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量，即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洋鬼仔“，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仅怀疑其未必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要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百分之五十），即七千五百万。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一部分人，大概原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饱等，渐渐变得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帐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十，即六千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以上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份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右派份子，受了无产阶级及小资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五三运动和两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第四，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乃包含，
（一）半自耕农
（二）半益农
（三）贫农
（四）手工业工人
（五）店员
（六）小贩
之六种。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革命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计一万万七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作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不求余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份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份却尚可全或，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以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种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不足部份，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中，存聊为卒岁之患。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既无固定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其经济地位略与农业半益农相当。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与半益农亦大致相同。店员乃小商人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事畜的费用，物价年年增涨，而薪例往往须数年一更，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是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手工业工人人数大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万人，店员大概有五百万，小贩大概有一百万，合起半自耕农、半益农、佃农人数、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人口之一半。
第五，无产阶级。其种类及人数如下：
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
都市苦力－约三百万
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
游民无产阶级－约二千万
共约四千五百万。中国因经济落后，故产业工人（工业无产阶级）不多。二百万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及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及五三后上海－香港两处之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工具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及人力占大多数，粪夫清道夫等都属这一种。他们除一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集中和在生产力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业无产阶级，乃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常，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超过其它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乃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于同样紧要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级为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乃国内兵争匪祸的根源。此游民无产阶级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地的“青帮“，都做了他们政治的和经济的争斗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为提。中国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